汀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来源:   日期:2016-01-18  【字号:

    中国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古代对外贸易,主要通过丝绸之路。自汉初至唐末,漫漫黄沙,寂寂驼铃,我国千年陆上丝绸之路走过了开拓一发展一鼎盛阶段。谱写了世界上最为壮美而略带沧凉的欧亚交往的华章。

  地球上水面占三分之二以上。世界的主要国家、城市大多在海岸江畔,海上交通广阔于穿越高原沙漠的陆上交通。宋元之间福建泉州大量制造可乘千人的四层楼船,其乘载量大大高于“沙漠之舟”的骆驼,而航海船队的效益与运输速度,亦大大优于驼铃队伍.海上丝绸之路成了必然的选择。到两宋,由于战争频繁,西北陆路不畅,对外交往中心便由西北地区向东南沿海转移,外商涌向广州、泉州、漳州等沿海城市。同时,自唐末五代至两宋的漫长历史,中国北方一直战火频发,社会动荡。而南方的闽粤两省,相对安定,受战争影响较少,又有其他沿海省份难以比拟的漫长曲折海岸线,加上面向大平洋转达印度洋的地理优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逐渐形成以福建泉州与广东广州为两大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以来,处在广、泉之间的潮汕地区居民,冲破封建王朝的层层海禁,开拓海上交通商贸之路。地处潮汕地区经济腹地的汀江流域,为海上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物资和广阔市场,汀江航运成了海上交通的延续和深入。由于汀江是福建省唯一跨省河流,汀江一韩江航运处在泉、广两大海运中心之间,汀江、韩江及其众多的支流以及汀江流域的千万挑运大军,成为泉、广两大海运中心的补充和组成部分,逐渐与潮山地区的海上贸易结合,发展成为我国海上丝路的又一通道。汀江为发展海上贸易和客家民系播迁到海内外,促进客家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舟楫之利,汀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水道,海上丝绸之路对汀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一、汀江流域是海上丝路物资重要产地

  汀江流域主要指古“汀州府”管辖的闽西几县。位于闽粤赣三省接合部,与赣南、漳州、潮汕平原毗邻,境内岭谷相间,丘陵、河谷盆地交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森林丰茂,资源丰富。

  从唐末到宋代,居住在河南西部、安徽南部以及江西中部、北部的汉人,为战乱所迫,大量南迁进入汀江流域成为客家先民。他们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采矿、手工业的发展。元代,由于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大肆屠杀各族人民,致使汀江流域人□锐减,田园荒芜,生产萎缩,经济衰退,明初,朱元璋奖励垦殖,人□和田亩不断增加。到了仁宗、宣宗时,由于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经济较快恢复和发展。宣宗五年(1403年)六月,长汀县学教谕陈敬宗上书朝廷:“汀州府所积粮可有一百余年之用,汀州卫所积有十余年之用,而每岁又收盐粮愈多,蓄积愈多。”清初,政府实行严厉的迁界禁海政策,汀江流域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清政权稳定后,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政策,从乾隆年间开始,大量开荒垦地,兴修水利,栽茶种桐。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林业、矿冶、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发展,汀江流域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成为潮汕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物资产地和市场。汀江流域森林资源丰富,木材产地有长汀河田、濯田,连城赖源、莒溪,武平桃溪、大禾,上杭古田、步云、蛟洋、溪口、太拔,永定金丰、合溪等200多个乡村。汀江流域向潮汕地区运销木材至迟在南宋或更早些。明代中叶,海禁解除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造船用材日益增多,汀江流域木材源源不断沿汀江经韩江行销潮汕、佛山和上海等地。清末,上杭出口外销木材年产值达数万元(银圆),年销毛竹14一16万根。长汀年外销木材约1.3万株。又如纸业,汀江流域竹木并茂,小溪密布,纸业生产得天独厚。据史料记载,唐时,用楮、藤造纸的技术传到了南方。汀江流域的造纸业在唐代制麻、楮纸技术基础上,宋代发展到以竹造纸。汀产玉扣纸、毛边纸,连城宣纸等远销东南亚各国,蜚声中外。早在明末清初就有潮州出口纸商到上杭贩纸。土纸大多作迷信用品,东南亚一带有佛教信仰,古有“纸灰化作蝴蝶飞”诗句,上杭产“双合纸”燃烧后能在空中如蝴蝶飞舞,信仰者认为对神佛的许愿得到应验,所以上杭土纸在海外市场享有盛誉,产量居闽西各县之首。鸦片战争后,“闽属上杭、汀州、连城、永定及韩江流域制造之纸,每年运来汕头,向通商□岸及台湾、香港、南洋、暹逻、安南出□者,年产值三四百万之巨”。此外,汀江流域出产的茶叶、烟叶(条丝烟)、靛青、薯茛、水果、乌梅、药材以及造船必需的桐油等土特产品和文化用品,也源源不断的经汀江、韩江进入潮汕地区而销往东南亚各国。

  汀江流域为海上贸易提供物资的同时,一些洋货如洋油、洋火、洋钉、洋布、海味、西药、胡椒、香料等,也逐渐从韩江进入汀江流域的城乡市场。

  鸦片战争后,汀江流域每年对外贸易总金额当在白银数百万两以上。对外贸易处于出超地位,大量的光洋、鹰洋流人中国,这对解决当时我国的“银荒”,满足国内市场对银币的需求,活跃商业资本活动,起了积极作用。

  二、汀江是闽粵赣客家地区交通大动脉

  汀江发源于武夷山南麓的宁化赖家山,流经长汀、武平、上杭、永定及广东大埔5县。在大埔三河坝与梅江、梅潭河汇合后称韩江。全长328公里,在福建省境内285公里,上杭境内112公里。宋嘉定六年(1213)汀州知事赵崇模奏请漳盐改潮盐,整治汀江航道,潮盐经峰市转汀江航运至上杭。宋端平三年(1236)长汀知县宋慈整治汀江,炸石辟七滩,汀江上游可通至回龙。明嘉靖三十年(1551)汀州知府陈洪范召石匠炸开回龙濉,汀江上下游贯通。汀江干流可通航里程219公里,长汀至上杭官庄段109公里,木船运载量顺流3吨,逆流2.5吨;官庄至上杭至峰市段也是109公里,运载四五吨;峰市以下河段两岸悬崖峭壁,河面仅宽数十米,河中巨礁密布,水急滩险,船不能行,须将货物在峰市起岸,靠人力肩挑5公里至广东大埔石市,再装船下潮汕。汀江主要支流有:濯田河、桃溪河、旧县河、黄潭河、永定河5条,总计里程223盐里,运载量顺流二三吨,逆流一二吨。汀江干支流可通航里程442公里。另外,还有不少支流可漂放木排竹筏和单枝竹木。可以说,汀江水运遍及汀州府县的乡乡村村。汀江进入上杭境内后,河面宽阔,水量充滞,两岸多河谷盆地,被誉为汀江的黄金水段。民间俗语:“上河三千下河八百”,就指上杭县城以上为上河,有船数千艘,县城以下为下河,有船数百艘。可见汀江在上杭回龙至峰市之间的航运之盛。上杭段有大小码头36处,其中吞吐量较大的有回龙、石下、东门潭头、南门、南蛇渡。回龙码头是上杭、长汀上下货物的中转站,有商行、客栈等;石下码头是武平中堡等地物资和运出土纸的中转站,有客栈和中转商行;东门潭头是长汀经上杭运往广东的大米、黄豆、竹、木材、土纸和广东运至长汀、瑞金的食盐、曰用商品的中转站,日吞吐量70—90吨;南门码头是汀江上下游航运货中转与集散枢纽地,日吞吐量60吨以上;南蛇渡码头是汀江下游地区货物往来中转的要岸。汀江航运给上杭带来繁荣,县城有粮行、纸行、药材、京果及木材等各种过驳转口商行300多家。有本地人,也有汀州各县或潮汕商人,业务上.他们与长汀、武平、永定、连城、峰市及潮汕各商号都有挂钩联系,如今天“连锁店”的“联驳行”。繁忙的汀江航运也给清政府带来丰厚收入,清顺治五年(1648)核定上杭河税正额白银3021两。雍正五年(1727)除河税正额之外,溢出河税银5931两为盈余。

  自宋代开创汀江与韩江联运,至20世纪50年代的800年间,汀江水运十分繁荣,长盛不衰。江西赣南平原和汀江流域盛产粮食、竹木、纸品及其他土特产品源源汇集到长汀、上杭两县城,通过汀江、韩江水运至潮汕地区,再转口销往国外。而海盐、布匹、煤油、日用百货等又从潮汕等地经韩江、汀江运销汀江流域及各地。据《漳州府志》载,由汀州登船沿汀江南下,经上杭、永定后舍舟沿山道至南靖船场,再沿西溪(即九龙江西溪)登舟经山城抵漳郡;宋元时,闽西汀州属地土特产品出口,相当部分由该线水陆兼程运漳州再转销国内外。可见,汀江是闽粤交通大动脉,是闽粵赣客家人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水上运输线,是海上丝路的重要延伸和组成部分。

  三、汀江波涛推动客家民系发展

  汀江流域山清水秀,土壤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是块休养生息,繁衍后代的风水宝地。唐末至宋代,中原汉民辗转南迁,依山傍水,择地而居。他们披荆斩棘,垦荒造田,祖祖辈辈胼手胝足发展生产,培育后人,形成勇于开拓,吃苦耐劳,尊祖敬宗,自强奋进的客家民系。汀江波涛奔腾向前,客家民系也不断发展。

  不少中原汉民进入宁化石壁后又迁移到上杭开基创业,其裔孙再外迁到粵东和潮汕地区,然后向川、桂、台和南洋群岛迁移,同时,也有部分倒迁回赣南地区。如北宋年间,来上杭任承事郎的郭福安,因喜爱“汀南来苏山水之胜”,定居于此,取名郭坊村(今上杭城关)。宋末,郭福安的裔孙纷纷外迁,例如:郭天锡顺汀江、韩江而下迁广东潮州归湖,后又溯韩江而定居大埔大麻,成为大麻始祖,天锡的裔孙开敏、若朋、尚鼎等在清康熙、乾隆年间渡海去台分别成为台湾新竹、台中的郭氏始祖。郭氏后裔有的又从广东、台湾向东南亚各国播迁。又如宋宝庆三年,李火德“值宋元兵乱,携妻伍氏避于上杭胜运里之丰朗。目其山秀土腴,民淳俗美遂居焉。”明洪武年间李火德的裔孙德明从黄潭河畔的上杭官田移居广东程乡县溪南(今梅州),清初,德明的裔孙衍白迁大埔古野,在那里开基创业,他的裔孙协裔(字华卿)又迁新加坡。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是协裔的第四代孙、火德的第二十八代孙。再如:被誉为张氏“鄞江始祖”的张化孙生有18子,除第四子祥云留上杭外,其他17子都外迁闽粵浙三省沿海各县,后来祥云的裔孙也大部分外迁,一些张氏后裔再迁居台湾和南洋各国。有关资料表明,台湾地区460万客家人中,张姓约105万,其中张化孙后裔占90%。据台湾“世界丘氏宗亲总会”的一份报告说:“吾十之八九操客家话的都是上杭追祀始祖三五郎公脉下之裔孙”。另一函件则说:“上杭实为我海内外族人根源之所在,脐带之系,血统之所承也”。自明清以来,许多丘氏裔孙渡海到台湾或东南亚垦殖开基,三五郎的裔孙继龙一脉在台湾就有数十万人。

  汀江流域客家民系不断发展,他们中的一些人走向海洋,在南洋或其他各国谋生而成为华侨、华人的海外乡亲。例如,明成化年间汀州人谢汉彬“因贩盐下海,为大风飘入暹罗。”同时,上杭溪南里芦竹坝(今为永定县辖地)商人卢氏,也因经商由广东沿海出国侨居。清康熙年间,永定有胡氏、曾氏、游氏、吴氏、马氏和连城邹氏族先后出国。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海禁,这时正是第一轮经济全球化起始年代,国际移民基本上不受限制,大批客家人再次涌向国外。如清光绪五年(1879),经汕头出国的仅永定就有113人。他们在居住国与当地人民一道,从事垦殖、开矿或经商,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居住地扎根。

  在抗日战争期间,曰军于1939年6月侵占潮汕地区,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疯狂掠夺,民不聊生,老百姓能走的举家逃荒,不能走的卖儿鬻女,或将孩子白白送人留条活命。笔者曾在上杭城乡调查,计有几十万的逃难者逆韩江、汀江而上来到汀江流域、赣南地区。不论举家逃荒,或是被人卖(送)来的,大部分在当地成家立业。当初客家人的儿子、媳妇,如今成了客家人的爷爷、奶奶,水乳交融,骨肉情深,不仅壮大了客家民系,也加深了客家民系与潮汕人民的联系。

  四、汀江传播和丰富了客家文化

  客家人依托美丽富饶的汀江创造财富,发展海上贸易,也带来新鲜的海洋文化,使客家文化更加绚丽多彩,客家文明更有丰富内涵。有着明显海洋文化特征的妈祖信仰也随着汀江航运的开妈祖信仰也随着汀江航运的开通,在崇山峻岭之中的汀江流域安家落户,并随汀江航运的繁荣而兴盛。从民国《上杭县志》看,明清两朝,上杭境内有天后宫22座。清末民初,天主教、基督敦传教士由香港至汕头,然后乘船到上杭,在上杭作一过渡时期,学习客家方言后,由汀州教区分配汀属各县教堂。在上杭境内设立教堂、教会及其附设的教育、卫生等机构48所,传教士数百人,发展教徒数百人。客观上为客家地区传播了近、现代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上杭清末举人丘复和抗日保台爱国诗人丘逢甲交谊特深,常以诗词唱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元月。丘复在丘逢甲的倡导下择杭城丘氏总祠创办上杭师范传习所,这是福建省第一所民立师范,大力宣传新学、弘扬新文化。连城四堡是北宋时的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印刷的书籍种类多,装璜考究,纸张质地好,印刷质量上乘而行销南方各省,并由汀江至潮州转销南洋群岛。清代是上杭画坛的繁荣年代,出现了华喦、廖海村等数十位画家,“皆以善画而名传闽粵赣客家地区”。近代闽西十大画家中,上杭就有6位,他们的艺术生涯也和汀江、韩江有关。如丘油,曾在上杭、梅县、汕头等地任中学美术教师,为闽西、粵东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美术工作者,他还先后遍游闽、浙、粤及港澳、东南亚,作品在闽粵和东南亚华侨中享有盛誉。明初,上杭白砂乡人李法佐等人,寓居杭州时,到木偶戏班学艺,带回18尊木偶,自此,上杭开始有木偶戏班社,还传到长汀、永定、连城及江西、广东、湖南、台湾等地。木偶戏随着客家人走向海洋,也走向港澳台及东南亚各国。近年,台湾来人到上杭寻找提线木偶的根。广大客家群众喜闻乐见的汉戏(外江戏),也是在清朝末期由湖南进入赣南、闽西再传到广东的梅县、潮汕地区。

  五、汀江流域对外贸易是冲破“闭关自守”政策发展起来的

  明清两朝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由强盛转向衰亡时期,国内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但封建统治者仍然株守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对内压制摧残新的生产关系,对外采取闭关自守政策。明太祖朱元璋曾三令五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实行“片板不得下海”的政策,这使宋元以来发达的民间海外贸易衰退下来。清初,清政府对东南沿海厉行“迁界禁海”政策,海外贸易又受到打击。然而,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冲破封建政府重重阻碍而迅速兴起。“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不待比号,先行货卖”。更有假借官府名义“治巨舰,出海与夷人交易,以私货为官物,沿途影射”。封建统治者对敢于冲破封锁线,进行海上贸易的“滨海细民”视作杀人劫财的海寇,称之为“盗”“贼”或“海寇”。其实明代的谢杰就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作为海上贸易延伸和辐射的汀江流域,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由于海上民间贸易的巨额利益,已逐渐形成沿海商民(朝廷称“海寇”)和内地商人(朝廷称“山寇”)联合起来的武装走私队伍,他们占据交通要道武装保护汀江流域与广东沿海民同贸易。民国《上杭县志》这方面记载就有十几处。兹略举几例:宋元之际,长汀涂某以盐徒(盐商)来到大埔神泉茶山下筑城聚众,号曰:“涂寨”,据上杭、金丰、三饶、程乡之地,私征赋税,传弟涂侨,延续20余年。明思宗年间,广东平远钟凌秀与弟复秀聚千众于惠州莲子山铜鼓嶂,该山广袤数百里,小径穿插数十条,通汀州府的上杭、武平和湖广之郴衡,“潮州其巢穴也,官兵不能得其要领,故终不能大创之”。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黄九万占据上杭梅溪寨、上圆山等处,设鸳鸯寨保护汀江河上行驶的货船。清康熙年间耿精忠反于福州,其部下汀州副将刘应瞵“通海寇吴淑”,在清政府平定耿精忠之叛且刘应麟死于潮州后,刘的部属又随吴淑“仍遁人海”。明清两朝政府为了遏制海上民间贸易,在汀江、韩江的冲要地上杭峰市、大埔三河坝都驻有重兵把守。三河坝驻军遭到武装走私队伍的屡屡打击,如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大埔“贼”余大春,程乡“贼”蓝松山联合进攻三河镇,蔓延到福建的上杭、平和。上杭峰市则随着汀江航运的发展而日趋繁荣,清朝时则有会馆、纸纲、木纲、行店320多家,“民国初,废厘金设商捐,峰市商捐局年入15457银元,而上杭局也不过22483元,堂堂上杭一县才比区区一隅峰市多六千余元,三十年代初,峰市税收竟高达每日大洋一千余元”。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汀江流域的对外贸易不是封建统治者的“闭关自守”政策所能制止的,也不是刀枪所能阻挡的,它像汀江河水一样冲破峡谷险滩浩浩荡荡奔向大海。 (来源:《环球客家》2015年第4期 原文标题为《浅谈汀江与海上丝绸之路》 标题系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