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旧方志 服务精神文明建设
来源:   日期:2016-10-08  【字号: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悠久传统文化的瑰宝。习近平同志曾说: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那么,今天,我们能从历史上留下来的旧方志里读到些什么?旧方志里的所记所载,有多少能为现代人所借鉴?下面,我就“解读旧方志,服务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一个探讨。

  一、龙岩旧方志简况

  龙岩编修方志的历史悠久。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鄞江志》的编修,迄今852年。《鄞江志》也是龙岩最早的志书。从宋至民国,历代汀州府、龙岩州先后计修府、州志11次;7县市区计修县志56次。其中:上杭编纂县志10次,龙岩、永定、武平各编纂9次,连城、漳平各编纂6次县6部县志。长汀比较特殊。长汀自唐开元建置,长期作为汀州府治所的驻在地,宋以前的县情附记在府志中,明嘉靖始修《长汀县志》,先后7个版本。按时间频率计算,永定、武平、长汀、龙岩50多年一修,连城、漳平60多年一修,上杭70多年一修,全市平均60年一修。主修者均为知府、知县。从志书数量上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龙岩共编纂有府(州)、县志书66种,现存38种,其中府(州)志7种、县志31种。(不包括《宁洋县志》前后编修的8部)。

  龙岩存世的方志,最古的首推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的《临汀志》。主修者为知汀州胡太初。1990年再版《临汀志》,采自《永乐大典》。该志记载从唐开元汀州建州到宋代五百多年中,临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引用了唐代杜佑的《通典》《元和郡县志》《唐书·地理志》和宋代的《太平寰宇志》等材料。极为珍贵。表现在三点:是现存《永乐大典》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宋代方志,是福建现存三种宋志之一,为明清五种《汀州府志》之所本。

  按朝代分,南宋时期,龙岩修志5次,其中州府志3次:《鄞江志》2次(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编修的《鄞江志》,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的《鄞江志》)、《临汀志》1次;县志2次,均为《上杭县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上杭县知事黄葵修撰成的《上杭县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上杭县知县事钟绍安再修的《上杭县志》)。5次修志,仅存《临汀志》1种。

  明代,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区域建置扩大,加之封建统治者出于资治的需要而诏令全国普修方志,并派员督查,龙岩府县方志逐步增多。期间,嘉靖、万历两朝为龙岩方志编纂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明代,龙岩共纂修方志26种,但仅留存7种,其中《汀州府志》2种(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汀州府志》(18卷,今存卷9-18及附录1卷);明嘉靖六年(1527年)《汀州府志》(19卷,汀州知府邵有道修、训导伍晏纂,现存录“典籍网”《福建地方志初集》)。县志5种。分别是:《龙岩县志》《上杭县志》《武平县志》《连城县志》《漳平县志》(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龙岩县志》(2卷),知县汤相主持修纂、莫亢主纂;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上杭县志》,知县李自华修、邑绅张恩纂;明嘉靖间知县徐甫宰纂修《武平县志》;明天启五年至七年(16251627年)《连城县志》,知县张大观修、陶篆纂;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漳平县志》(10卷),知县朱召主修,曾汝檀主纂)。《武平县志》《漳平县志》今存宁波天一阁。

  清代,编修志书已成为评估地方官政绩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志书编修一派兴旺。据统计,清代,龙岩共编修刊行府志3种,州志3种,县志21种。保存较好,仅佚失县志4种。较有名的志书2部: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知府曾曰瑛主修的《汀州府志》(46卷)、清乾隆三年(1738年)龙岩知县张廷球主修《龙岩州志》(17卷)。其中《汀州府志》1967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将该志作为精选善本,影印发行 该志写法有独到之处,一是注重宏观记述,各卷首多有小序,文字简练,论述精辟,加强志书的整体性;二是注重三点(起点、转折点和终点)记述,对发展变化能作综合归纳,反映事物全貌;三是把握地情特点,注重记述主体内容;四是文约事丰,可读性强。

  民国以后,时局动荡,战事纷扰,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时继时断。但是,由于民国政府的倡导和各地学者的多方努力,地方志书编修较多,保存较好。据统计,龙岩留存有县志10种,其中《漳平县志》3种、《龙岩县志》2种、其余各1种(《龙岩县志》(民国9年版、民国34年版)2种、《永定县志》(民国30年版)1种、《上杭县志》(民国27年版)1种、《武平县志》(民国30年版)1种、《长汀县志》(民国29年版)1种、《连城县志》(民国26年版)1种、《漳平县志》(民国24年版、民国34年版)3种(其中辛亥革命后续修县志散佚1种)。民国县志以丘复纂《武平县志》较著名,31卷(今存26卷)。民国316月《武平县志》稿成后,因经费无着,无法刊行。当时先在《武平新报》连载,征求意见,后来因新报停刊,仅刊至卷26。《长汀县志》(民国30年版)尤其值得一提。该志“参照旧志及当时省颁修志通例,斟酌损益,择善而从,对清咸丰七年(1857年)太平军及民国18年前后红军事迹均有记载”,而且比较客观记述。如记载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最后一战——松毛岭保卫战:“是役,双方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体现了方志人秉笔直书的品质。民国期间,龙岩出现比较多的方志名家,有:郑丰稔、丘复、邓光赢、廖荻甫、苏逸云等,尤其是郑丰稔,福建省议会副议长、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后编纂龙岩、泰宁、崇安、华安、漳平、长泰、云霄、南靖等8县县志,被誉为福建近现代修志大家。丘复,全国参议院议员、广东嘉应大学教授,先后编纂有《上杭县志》36卷、《长汀县志》35卷、《武平县志》31卷。

  这是我们龙岩方志的家底,也是我们龙岩方志文化不竭的源泉。把宋至民国的这些志书有机连贯起来,就可以读出闽西几千年来发展奋斗和社会治理的历史。这是我们地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旧方志的结构和内容

  方志的内容包括:举凡一地的疆域、沿革、山川、地质、地貌、土壤、气候、建置、城镇、乡里、物产、资源、财税、户口、军事、民情、风俗、人物、艺文、名胜、古迹、异闻、琐事。这里,我们将旧方志的目录和内容转换成现代人阅读习惯的式样,便于阅读和查找资料,便于读志用志的推广。

  1、天象。流星、陨石、日食、月食、极光等天象在方志 “祥异”中有记载。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天文资料汇编》《中国古天象记录总表》,即根据现存八千余种方志中的天文资料编写。

  2、地理。包括建制沿革、位置、城池、山川、河流、湖泊、市镇等。

  3、政治。清以前地方志,政治方面内容较为分散,散记于“皇言”“官署”“职官”等门类之中。民国地方志的记载逐渐成系统,设立了“政治”“吏治”“党务”“警务”等专门篇章。

  4、经济。旧地方志对经济内容一般都记述简单,但于一地的赋役、户口、物产以及重要的经济发展变化有比较详尽的反映。

  5、军事。一般偏于武备、镇戍、营堡、兵额、岁饷等内容。明清以来,志书日益重视对重大战役、兵事的记载,设立兵事、贼乱等门类予以记述。如文天祥在连城、龙岩的抗元。

  6、教育。教育机构有府学、县学以及书院、私塾等。近代传入西方办学制度,有学堂、教会学校、中学、大学等。地方志书,大多设有选举、学校、书院、社学、教育等门类。

  7、文化艺术。方志对文化艺术相当重视,所占篇幅也相当大,一般都设艺文、文献、金石等门类,记有著述、诗文、民间传记、书画等内容。

  8、医药卫生。一般未作专门描述。中药材,在“风土志”的“土产”“ 药属”中有记述。医疗机构、著名医师分散记述在人物卷中。进入民国后,始有设立专志,记载医药卫生。

  9、科技。古代统治者曾经视科技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在正史中甚少涉及。方志虽然非科技著作,但在山川、水利、物产、人物、建置、风土、杂志中,却载有丰富的科技内容,可补正史不足。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即大量征引方志中的科技资料。

  10、体育。多列入杂志和学校中,如武术。

  11、社会生活。地方志对各地的民情习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都有详尽的反映。

  12、名胜古迹。方志对于本地的名山大川,以及古建筑、寺观、遗址、陵墓等,有详细记载。

  13、人物。“一部志书半人物”。旧方志所记人物包括职官、名宦、儒林、文苑、乡贤、忠义、孝友、义行、隐逸、流寓、烈女、方伎、仙释等类,主要是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乡贤俊杰以及孝子、烈女。

  14、少数民族。《汀州府志》(乾隆)有“猺民纪略”(畲客)。

  15、自然灾害。水、旱、地震、虫灾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这些自然灾害所持续的时间、损失情况、波及面,方志往往都有记载。

  其中有几个部分非常重要。以县志为例:一是县域所领的四至范围,以及山川河流等地理状况;二是人口户丁数;三是不动产登记,主要是田亩;四是赋税徭役,其他杂税;五是风俗习惯,概述民间风俗习惯及其变化。总体上看,民国以前,各级地方官最重要的工作是征收赋税,其次才是治安和教育。考核一个地方官的硬性指标,就是上缴财政指标有没有完成。所以地方官到任,首先必须清楚所管辖的区域内有多少土地、要交多少赋税、地方执行的规则怎样。读地方志,正是了解地情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服务精神文明建设

  方志的功能,可概括为 “资治、存史、教化”。旧方志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如宣扬“忠君”、倡导妇女 “三从四德”,污蔑农民起义、重人文而轻经济,等等。但作为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方志在服务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一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查阅《武平县志》(康熙版),可发现两宋时期抗金的李纲、明代抗倭的俞大猷均在武平留下历史的足迹。根据县志载,李纲在武平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申严保甲,整顿社会治安;一是建造读书堂,课文讲艺。有遗址,有诗作,以后成为抗金名相。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嘉靖年间曾守备武平,“在镇数年”,并中山城门上筑有读易轩 抗金名相、抗倭名将在武平,就是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

  还有明代航海家、外交家王景弘。第一轮修志时,漳平市志办通过查阅地方志,最终确认王景弘是今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这一发现,使困扰史学界300多年的王景弘研究有了新突破,也为现在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如今,南海争议沸沸扬扬,对王景弘的研究可平添铁的历史证据。一是王景弘晚年撰写的《赴西洋水程》航海专著,二是为纪念航海家王景弘,1947年,民国政府将南沙群岛中的辛科威岛以王景弘名字命名为“景弘岛”(现被越南侵占)。

  再有就是收复台湾的长汀武将刘国轩。长汀网评价他是:一个与施琅大将军同时代的风云人物;一个随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前军大将;一个顺应潮流促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郑军总督。

  虎门销烟,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一幕。这中间,也活跃着闽西人物的身影。“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严禁鸦片,缴烟土2万余箱,请求解往京城核验,得到皇帝准许。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的上杭人邓瀛却上疏建议就地焚毁,以免节外生,最早倡议并促成了虎门销烟这一壮举”。《上杭县志》列传二《请就地焚毁鸦片疏》清晰记载着这一历史。

  这几个历史人物,他们或者抵御外侮、杀敌报国,或者收复失地、保卫家园,或者远涉重洋,播撒国威。方志记载下了他们,我们通过挖掘、传播,不仅使闽西这边远闭塞的山区与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紧密相联,而且成为爱国主义最好的诠释。

  二是宣扬好官、清官。知县,七品芝麻官,似乎很小,其实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是真正的亲民之官,直接面对老百姓。正应了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因此,在地方志中,对做过好事、办过实事的县令,都毫不吝啬地予以表彰,有的还立祠堂纪念。这么做,意图十分明显:希望后任知县发扬传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也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执政为民”。

  如《连城县志》(康熙版),专设“官师志”,将宋至清533年间连城县128知县逐一罗列,姓名、籍贯、出身、任期记之确凿。特别对政绩卓著的22位知县注明“名宦,有传”,单独列“名宦”突出记述。对于知县的主要政绩,如“劝课农桑” “减免钱米”等等,“名宦”均有反映,流芳千古。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旧社会人们对吏治腐败的嘲讽。但《上杭县志》却也记载了一个清廉耿直的知县——李梦登。李梦登,上杭庐丰畲族乡安乡人。与“一代廉吏”于成龙差不多同时期的人物。乾隆三十五年(1770),任浙江孝丰知县,他不携眷属,只随行数人前往就职。在任期间,实行便民亲民政策,秉公执法,不符合当时的官场规矩,任职三个月后,巡抚以所谓公文不合款式为借口将其罢职。卸任后,他穷得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借住在民宅中。一年后,百姓凑集资金送他回乡,并制作万民伞一把送行。他的事迹《清稗类钞》中有记载。在当今反腐败的教育实践中,李梦登就是个榜样人物,许多省市的中学语文选择“李梦登事迹”进行文言文翻译,教育年轻一代。

  三是思想道德建设。志书是有思想性的。旧方志,宣扬忠君、崇尚圣贤,讲求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但对于今天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仍有借鉴之处。第一,崇尚圣贤。不仅对孔子、孟子、曾子等圣贤顶礼膜拜,同时对历代圣贤如李纲、文天祥、王阳明、朱熹、林则徐等在本地的经历、诗词吟赋,以及后人对先贤的赞美,志书中均有详尽完备的记录。如王阳明,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武平县志》(康熙版)收录他两首诗:《明社亭》《岩前剿寇班师纪事》;《上杭县志》记录他驻扎上杭,剿灭漳寇的征程,也记录他建浮桥(阳明桥)、祈雨的经过,并收录《时雨记》及《上杭喜雨》诗三首;《连城县志》(康熙版)有收录“王阳明先生复童克刚书”;《龙岩州志》(乾隆版)辑录他在龙岩颁的《乡约教谕》。将这些方志资料集中起来研究,对王阳明的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将开辟一条新途经。第二,重孝道,记录善举义行。“百善孝为先”。旧方志大都设有“孝义” “孝友”,褒奖事亲至孝的孝子贤孙。《武平县志》(康熙版)还设“优行”“乡善”,记录普通百姓的点滴好事,如: “置田修路” “积药施人”等等。这些都是社会正能量,事虽小,但影响深远。近年,中共中央、中央文明办等组织开展评选“中国好人榜”,评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中国好人,这些平民百姓就是永载志书的当地好人。第三,记录家训、乡规民约。2014年,省方志委联合省文明办、省妇联编译出版《福建家训》。2016年,省方志委与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文化厅联合编译《福建省乡规民约》。《福建家训》书中所列人物、名人简介、家教故事均辑录自地方志书。或者孝顺父母、或诚实守信,或尊师重教,或团结乡邻,或勤俭节约,或自强不息等等,这些关于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风尚和伦理观念。而乡规民约广泛存在于史志、族谱中,能起到润泽人心,教化群众的重要作用。如《龙岩州志》(乾隆版)辑录的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在龙岩颁布的《乡约教谕》十四章,史称“王文成公之教”。还有如《永定县志》(康熙版)卷十艺文志载《永定县古代戒约》,对当时的社会起很好的警戒教育作用。

  四是宣传家乡美。地方志记载了一方的山水名胜、文化古迹及历史人物、英雄模范、能工巧匠等,这些本乡本土的史实,是对外进行家乡美宣传、寻找新的旅游资源很好的途径。如长汀河田温泉,《临汀志》最早就有记载:“汤泉,在长汀县南四十五里,曰何田市。周数十丈,能熟生物。绍兴间,县丞江灏力请于郡,层石池之,钩流渠之,又疏寒泉以破其烈,异向为两浴室,使男女有别……”。《汀州府志》(清)文志三“汤泉记”(作者李兆蕡),则为最早的细腻描述河田汤泉及周围景观的名文。“湖之旁有寺,曰无垢。寺前石钵二泉,滚滚自钵出,一热一冷,观者叹为奇绝。……池鱼甘以肥,园蔬滑腻如脂。……相传泉下尝伏火珠。元时,有外国人以珠引之,珠投水中,雄雌会合。嗣是,旁生小泉。或曰,其下皆硫黄,疯、疠、癣、疥诸异疾,浴之立愈”。 两部志书,将温泉开发的历史、尊重女性平等、温泉养殖的效果、元时外国人投珠的传说及神奇治病功效介绍得细腻完备,有历史、有文化底蕴,令人神往。还有如武平县的“何仙姑”“定光佛”。 《武平县志》(康熙版)“方外志”列有“何仙姑”传,记及其父、身世、得道、显圣等等。“定光佛”缘由两岸推动,在闽台已有一定的影响。类似“何仙姑” 等人物的挖掘还可做很多工作。

  五是记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反映精神文明状况的一面明镜。阅读方志,可以还原闽西“乔木蔽天,松涛满耳,嘉花美卉,丛生如画”茂林修竹,所在皆有”的生态之美。

  表现在1.人工种树和封山育林的记载。《武平县志》载:唐神龙年间 (706),永平乡就有人工种杉活动。明清间,各地百姓开始用直播和杉木插条造林。长汀等县有发现多处封山禁碑。民国时期,许多地方定立乡规民约,如下洋中川胡氏家族对其宗祠后山实行全封山,规定“盗砍树木者罚银30元以上,割草者罚银12元,挖泥土者罚银20元,并从中提取2成赏给拿获者”。

  2.方志记载的虎、象出没之所。自明万历九年(1581)有老虎伤害人畜记载起,至清宣统二年(1910),长汀、永定、上杭、武平、连城,共有虎患记载13次。最严重的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永定虎灾,金丰里死80余人。次年,太平里死伤11人,丰田、溪南二里亦死、伤若干人,全县共毙虎10只。随着森林被开发利用,现在虎已罕见。武平县象洞镇,因大象出没命名象洞。有康熙初武平县署令赵良生《象洞》诗为据“传闻群象此中聚”。至于旧志中所载的许多动物,只能在地方志书在见到它们的名字了。

  3.记载了悠远的原始生态崇拜。如在村口种植风水林,进山伐木,需敬山神;认大树做“母亲”,祈求像树木一样健康成长;严禁砍伐 “风水林”,禁止砍伐受过香烛的树木,寺庙祠堂禁养家禽家畜,等等。这些敬畏自然、树木崇拜的风俗,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生态理念,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有独特的借鉴作用。

  总之,旧方志是一座蕴含着深厚地方历史文化的“梦工厂”,期待着广大拥有无比美好的地方志梦想的造梦者前来探寻、发掘。不仅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更加广泛地服务于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龙岩!(来源: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游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