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摇篮 红旗不倒
来源:   日期:2014-11-14  【字号:

  中央苏区又称中央革命根据地,它是在闽西、赣南地方武装暴动基础上,由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开辟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一块苏区,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域。作为中央苏区主要组成部分的闽西地区,先后建立了一个省级苏维埃政府、21个县(市)级苏维埃政府,苏区范围遍及闽西的11县及其周边县区,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50余万,占有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闽西这块红土地上为构筑新中国大厦奠定了革命道路、建党思想、执政理念和治军原则四块重要基石。闽西中央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坚持了长达20多年的革命斗争,创建了举世瞩目的伟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立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

  闽西是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地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应当怎样走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并以他所善于的科学著作的形式进行理论总结,这些科学著作应该可以被看做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

  从历史的考察来看,毛泽东在闽西革命斗争实践中起草的大量科学著作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三篇光辉著作尤显突出。《古田会议决议》所解决的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军队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不到,在苏联的经验中也找不到,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结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没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中也没有出现过,是中国革命理论的重大突破;《反对本本主义》更是中国特色的理论硕果,把中国共产党人从传统的框框和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中国革命驶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闽西的三大著作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阶段具有奠基石的重要作用和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所包涵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在每个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主体内容和不同的实践表现,在民主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内容是什么?其主体和核心是什么?应该说,此阶段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其核心在于是否确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这个主体内容是支配和决定着其他问题能否相应解决的关键,诸如根据地政权、土地革命、红军的战略战术和党的建设问题。由此可见,对于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应当主要根据它在实践和理论的双层面上是否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可以认定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或者说初步形成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中所实际上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连同他在此前后所提出和阐明的建党、建军、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政权和经济建设等有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以及他对于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阐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开始形成”。

  因此,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定位于一个特定阶段——1929年末和1930年初,也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闽西为核心的地域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历史时期,更具体地说,是从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古田会议,经1930年1月毛泽东写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篇通讯,再到1930年5月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基本命题,应该说是比较妥当和科学的。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闽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或者说闽西是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地。正如中共党史权威学者石仲泉研究员到闽西实地考察后,认为要重新认识闽西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他还欣然题词:“闽西——毛泽东思想的一块重要发祥地”。

  闽西开中国土地革命之先声

  闽西是全国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地区之一,它的实践为中共确定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奠定了基础。

  1927年11月13日,彭湃在领导海陆丰土地革命中,制定通过《没收土地案》,提出了分田的五条标准对土地革命是具有前瞻性,但是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如:提出没收一切土地;“把一切工厂归工人”,对资本家和地主不加区别;规定“不革命不得分田”等等。

  1928年3月开始,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分田斗争,12月主持制定了井冈山的《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势肯定农民分得土地的神圣权利,但由于受“左”的影响和缺乏试验经验,井冈山的《土地法》也还是存在问题的。如: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规定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禁止土地买卖。

  1928年7、8月间,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闽西人民举行了闽西“四大暴动”,打响了福建土地革命的第一枪。暴动后,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分田,希望尽快获得胜利果实。邓子恢与张鼎丞领导农民在永定溪南区大胆地进行土改分田的试验。这项工作不仅在闽西,就是全省也是第一次尝试。他们深入各乡村调查研究,邀请熟悉土地情况和有经验的老农民一起召开座谈会,共同研究制定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所有土地都拿出来分配,只有中农自耕土地多一点的不动;土地分配的办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和贫中农一样分田”;分田以乡为单位、“各乡农民原耕种土地,归各乡农民分配”;分田的方法是“按各人原耕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平分。”依据这个政策和办法,首先在金砂乡作试点,然后向全区推广。在很短的时间内有10多个乡分配了2万多人口的土地。永定溪南苏维埃区域完成的这项工作,在福建是史无前例的,当时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伟绩。

  闽西实行的土地革命,克服了“左”的一些倾向,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是一个比较早也比较好的土地革命,为中央苏区的土地分配提供了宝贵经验。

  闽西土地革命及其总结出来的土地革命经验对我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29年7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指导下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溪南的分田经验和做法,认为“意义是很重大的”,并在总结两年来闽西土地革命经验,吸收《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经验基础上,重新制订了土地政策。从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可以看到党的土地路线已在闽西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1930年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南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了“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这是土地革命史上第一个专门解决富农问题的文件,为我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内容,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31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纠正了土地国有的地权政策,确定了土地农有的新政策。该决议第一次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确定土地权属关系,即由县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这是“一种正式的凭据”,农民从此吃下了定心丸。这一权属关系的确定,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苏区经济,巩固了苏区。这一土地农有政策,后来成为了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一贯坚持的成功政策。

  闽西是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和经济中心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湘赣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实施“围魏救赵”战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 3月14日,红四军在长汀城外长岭寨击溃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000多人,击毙敌旅长郭凤鸣,攻占了长汀城。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在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创建中央苏区绘制了蓝图。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三打龙岩城胜利后闽西各县党和群众组织迅速扩大,大部分区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1929年7月21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毛泽东代表前委到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高度赞扬了闽西党组织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会议制定了“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斗争”的总路线。1929年9月,龙岩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随后,永定、上杭、武平县及漳平龙车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宣布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这是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的标志。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红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1931年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区域——中央苏区。

  1932年3月初,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汀中华基督教堂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共闽粤赣省委(后称福建省委),罗明为代理书记。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试院召开,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张鼎丞当选为主席。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闽西红色区域。到1932年夏秋之间,闽西中央苏区范围有14个县境、12个县城,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占有中央苏区半壁江山。

  在毛泽东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指引下,闽西苏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文化建设。

  闽西苏区实行“搞好经济工作,建立产业银行,继续办好闽西银行。鼓励群众自办各种信用合作社,以支持生产的发展和办各种合作社”。大力发展商业,沟通赤白区域贸易,搞活商品流通,开展反封锁斗争。长汀城是中央苏区最繁荣的城市,各种商店和贸易公司星罗棋布,仅私人商店就有360余家,各类合作社200多个,是赣南、闽西各县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商业中心。汀州商店林立、市场繁荣、航运发达,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周恩来曾称赞: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苏区之冠。

  1931年夏收期间,才溪乡群众在组织耕田队的基础上,创办了全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成为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源地。此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便在各根据地广泛开展起来。才溪乡“干革命走在前头,搞生产力争上游”,不仅在扩红、支前中创第一,而且在发展生产中也创第一,成为中央苏区著名的模范乡。闽西宁化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央苏区乌克兰”。

  闽西苏区各地兴建了一批军事工业,同时恢复和发展了一批民用工业,解决了军需民用物资问题,仅长汀一县的工业手工业、公营工业产量就占了中央苏区工业产量的一半。红四军首次入闽时在长汀筹措了五万元军饷,并利用缴获的缝纫机赶制了4000套军服,使红四军自创建以来第一次统一了服装。

  1930年7月,闽西建立了中央苏区范围内第一个公营商业企业——闽西粮食调剂局,随后推广到整个中央苏区。各地成立了粮食合作社,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为了统一财政,建立红色金融体系,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成立,行长阮山,后迁往永定虎岗、长汀。它是中央苏区范围内最有影响的革命金融机构,为发展苏区生产,活跃苏区经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作用,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0年,闽西工农通讯社在永定金砂古木督成立,创办人卢肇西。同年底,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长达数千里路的红色秘密交通线建成,它是中央苏区和外界联络的唯一通道。1930年到1934年红军长征前,从上海经红色地下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主要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200多人,同时向苏区运送了数以千吨的重要物资。红色交通线的建立,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巩固发展中央苏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闽西苏区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均取得了显著成绩。1929年6月,毛泽东在新泉指导地方干部创办了全苏区第一所妇女夜校——新泉工农妇女夜校。1931年在长汀创办的闽西列宁书局,是中央苏区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长汀福音医院是中央苏区第一所红色医院,1932年9月至1933年1月,毛泽东曾来此疗养。

  闽西是红军故乡、将帅摇篮

  从1928年至1934年间,闽西有10万儿女参加红军;在壮大红四军的同时,先后创建了红十二军(由红九军改名)、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5个军,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来源地,被誉为红军的故乡。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下井冈山时官兵共有3600余人,1929年3月第一次入闽后4600多人,1929年9月进军闽西6个月时7000多人,1930年6月组建红一军团离开闽西时16000余人。

  1930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在龙岩成立,4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将红九军改称为十二军,辖6个团,共3000余人。

  1930年5月,以闽西各县赤卫军、游击队组建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在龙岩成立,辖5个纵队、2个游击武装,共3600余人。

  1930年6月,根据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决定,将红四军第四纵队、红二十军一纵队和闽西部分地方武装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军,辖5个纵队,共2000多人。

  1930年12月,由二十军、二十一军合编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新十二军在闽西成立,辖3个团1个特务营,共3100余人。

  1933年3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闽西红军独立第八、第九、第十师在上杭旧县石圳潭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九军,军长叶剑英,政委杨尚昆,共6000余人。

  土地革命斗争的胜利与中央苏区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激发了闽西人民的革命热情。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指出,“大数量的动员群众当红军,依靠于:(1)政治上的充分宣传鼓动,废除一切强迫办法;(2)充分的优待红军家属;(3)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

  随着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红军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战争形式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也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出来: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不失时机地实施进攻,扩大战果或将敌之“围剿”打破于计划实施之前。

  闽西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革命战争、学习治国理政的重要实践基地,是一块成就英才的红色土地。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骨干在这里锻炼成长,许多人成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领导共和国建设的元勋和中坚,成为共和国的著名将帅。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胡耀邦、杨尚昆、董必武、叶剑英等5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在闽西进行过伟大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闽西是共和国将帅锻炼成长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在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8位、57位上将中有33位、177位中将中有113位和众多少将都在闽西战斗、工作过,在他们的军事生涯中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闽西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闽西走出了1位国务院副总理、2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走出了2位共和国开国上将、7位中将、62位少将;走出了95位省(部、军)级领导干部。他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祖国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

  闽西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领导下,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战略转移,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未有的战略大转移。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伟大历史壮举,也是由以十万计革命先辈用热血和生命谱写成的一部悲壮的革命英雄史诗。这就是永载史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闽西是中央苏区的“半边天”,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在8.6万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有近2.6万闽西儿女。他们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中,担负着前锋、后卫或后勤、侦察、救护等艰巨的工作,率队克敌、运筹军机、救死扶伤、保障供给、支援红军,闽西子弟兵在长征途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也为长征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长征前夕,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战——松毛岭保卫战在闽西打响。1934年9月,为打开中央苏区东大门,蒋介石电令李延年、宋希濂等6个师的兵力,向松毛岭进逼,9月23日发起总攻。留守在松毛岭的红九军团和红24师、工人师以及闽西地方武装共3万余人,浴血奋战了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松毛岭一线失守。此次战役,红军以牺牲一万余人代价,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空间。9月30日,从松毛岭保卫战撤下的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在长汀观寿公祠举行誓师大会,奉命从长汀钟屋村出发,迈出长征的第一步,从此踏上漫漫征途。钟屋村因此被称为“红军长征第一村”。

  长征出发后,以刘亚楼为师政委的红二师和以杨成武为团政委的红四团担负着先锋师和先头团的重任。他们前锋开路,一路过关斩将,探路架桥,勇破封锁线。1934年12月,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由6000多名闽西子弟组成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临危受命,担任红军总后卫,与数十倍于己之敌喋血湘江,师长陈树湘在突围受伤被俘后,用手撕开受伤的腹部,掏出自己的肠子,用力扯断,宁死不屈。英雄的三十四师为掩护全军渡江,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1935年1月7日,红二师红六团在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智取黔北首府遵义城。随后,红四团奉命攻占娄山关,杨成武与耿飚率部采用迂回战术,前后夹击盘踞在关上之敌,胜利占领娄山关,乘胜追击,相继占领了桐梓城牛栏关、松坎等军事要地,组成了遵义北面的坚强防线,确保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漫漫长征路上,闽西子弟兵始终发扬着坚忍不拔,开拓进取的精神,在各岗位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长征的尖兵”的刘忠,率领红一军团侦察部出色地完成了长征行进路线的侦察任务;刘亚楼、杨成武率领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创造了一昼夜行军240里的奇迹,飞夺泸定桥;获取敌人情报,破译无线电密码,被毛泽东誉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的戴镜元、张水发,为红军长征胜利抵达目的地发挥了智慧和才能;巾帼不让须眉,在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战士中,闽西籍的邓六金、吴富莲、谢小梅,被称为福建的“长征三女杰”,她们胸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随同主力红军踏遍千山万水,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

  1935年10月10日,红一、三军团抵达陕西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参加长征近2.6万优秀的闽西子弟兵,历经二万五千里的血雨腥风,到达陕北后幸存不足2000人。这就意味着在长征路上,平均每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子弟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舍家为国的闽西英雄儿女,无怨无悔地践行了他们为实现正义事业宁陨生命在所不惜的铮铮誓言,用热血和生命为长征胜利铺垫了坚实的道路,为红军长征史和中国人民革命史谱写了壮丽篇章。

  毛泽东同志说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有着钢铁意志,是不畏艰难险阻,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不息的英雄好汉。闽西的英雄儿女就是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铸就了钢铁般的意志,成为红军长征中的中流砥柱,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的革命精神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

  闽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

  闽西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全国赢得“红旗不倒”光荣赞誉仅有的两个地方之一。数十年血与火的洗礼,炼就了无数闽西儿女的铮铮铁骨,成千上万的闽西儿女,披肝沥胆,血洒疆场。全市在册革命烈士2.4万名,占全省烈士人数的一半多,其中担任县团级职务的有259人,担任地师级职务的有53人,担任省军级以上职务的有24人,共产党员3929人,共青团员1879人。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光照千秋的壮丽诗篇。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闽西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涌现出上杭才溪乡和长汀涂坊乡等扩红、支前的模范乡。才溪曾被毛泽东称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模范乡,福建省的第一模范区。在这面旗帜上,凝结了才溪人民开拓创新、拼搏奉献的革命精神,也渗透了革命烈士的鲜血。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才溪区总人口8782人,有3400多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有1192名革命志士英勇牺牲,平均每10个人中有1.4个烈士。其中:一门二烈士的60户,一门三烈士的5户,兄弟烈士58户,父子烈士4户,夫妻烈士2户,叔侄烈士1户。

  在长征路上,闽西子弟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中央主力红军8.6万的长征队伍中,有2.6万闽西儿女。在长征中,他们经常担负前锋和后卫任务,在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智取遵义、攻占腊子口等战斗中屡建奇功,许多指战员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长征的闽西儿女幸存者已不足2000人。可以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平均每走一里路就有一位闽西儿女献出宝贵的生命。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经受了移民并村“三光”政策的摧残,保存了大片老游击根据地和20多万亩土地革命果实,创造了“20年红旗不倒”的奇迹。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时间里,全区遭毁灭的村庄有539个、被灭绝的户有37724户,被杀群众18005人,被抓群众26876人,被迫逃亡群众13306人,饥饿疾病死亡148074人,被枪杀耕牛35864头,荒芜的耕地155445亩,被烧毁房屋116858间,倒塌90722间。这些被毁灭的村庄,这些被杀害的群众大部分都是革命基点村和默默无闻的党的交通员、革命接头户。

  在抗日战争中,有5000多闽西儿女编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奋战在祖国大地,热血洒遍各抗日战场。仅在皖南事变和塘马战斗中,闽西籍将士就牺牲了将近1500人。担任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陈明、新四军十六旅政委廖海涛、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罗化成等烈士是抗战中为国捐躯的杰出代表。

  在解放战争中,闽西一万多名子弟战斗在闽粤赣边,在战火中倒下了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第三野战军师长伍上同、黄步忠、中共闽西特委副书记马发贤、中共粤东地委书记张全福等众多闽西籍英烈,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人民的解放。

  闽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巨大牺牲。他们用数万血肉之躯铺垫了共和国大厦的基石,铸就了光照千秋的革命丰碑。

  闽西是红旗不倒的坚强革命堡垒

  从1926年夏建立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到1949年10月全境解放,闽西革命斗争经历了大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艰苦而辉煌的历史时期。在这二十多年的血与火的岁月里,闽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革命红旗始终高扬在闽西这片红土地上。闽西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26年,闽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大革命的斗争中建立,至1928年春,闽西各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从此闽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土地革命时期,闽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革命红旗,创建了闽西史无前例的伟业,使闽西这块默默无闻的山区,成为全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聚焦点。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留在闽西南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完全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当时国民党军10万重兵在闽西残酷“清剿”,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为领导的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闽西南党和红军游击队“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的对敌斗争方针,使闽西老区渡过了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段。1937年2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听取了方方代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汇报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后,赞扬地对方方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邓、谭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在抗日战争时期,闽西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北上后,留在闽粤赣地区的党组织和党的武装力量在方方等杰出的共产党人领导下,一方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一方面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和镇压人民手法的变化,组织发动人民开展以“保田”为中心的一系列斗争,使国民党当局企图没收已分配给贫苦农民土地之阴谋不能得逞。

  解放战争开始后,闽粤赣边党组织领导人魏金水、刘永生等,贯彻“争取和平民主,实行分散发展”的策略,开辟了广阔的游击根据地;后来又制定了“先粤东后闽西南”的游击战争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六路进攻”和“十字扫荡”,并进行了反“三征”和减租减息的斗争。当解放大军进军福建时,又组织部分国民党军起义,扩大了武装力量,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闽西全境。

  据新中国土地改革前调查,闽西有龙岩、上杭、永定等15个区、83个乡、14.6万人口的地区,约有20多万亩的土地一直保留在农民手中,直至全国解放。这是全国罕有的奇迹,是闽西红旗不倒的重要标志之一。

  闽西地区党的组织长期存在是闽西成为红旗不倒之乡的坚实基础。这里存在着20余年党的省、地、县领导机关,而各区、乡、村的基层组织则是闽西红旗不倒的基石。闽西地区革命武装长期存在是闽西成为红旗不倒堡垒的坚强保证。闽西党组织从领导革命斗争开始,就注意建立革命武装;闽西地方武装的迅速发展,既为红军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也为闽西的革命斗争提供武装保证。闽西部分地区长期保留土地革命果实是闽西成为红旗不倒的重要标志。闽西在土地革命中创造出许多新经验,对于党的土地政策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闽西革命历史是革命前辈创造并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革命领袖和老区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的“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艰苦奋斗、争创第一、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永载中国革命史册,永远激励我们为闽西老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闽西日报》2014年10月31日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