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谭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
来源:   日期:2015-08-10  【字号:

  叙事作品的结构时间载负着叙事顺序和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又赋予叙事本身特定的意义。《客家魂》站立于特定的历史立场对时间进行组织,形成了它特定的叙述立场,用三部曲的三大板块设定了历史的意义。历史的兴亡进退以教育为标志,教育设定了人的品质和精神,也设定了历史的品质和精神。《客家魂》从清末民初开始叙述,至90年代停止叙述,从一个世纪的不同时间立场看待同一20世纪中国历史与教育,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历史时间的相似性与相异性中共同呈现出的历史理性:教育成为人类的理想主义和人性的一种历史追求,人类的倒退与进步,文明与愚昧都与教育密切相关,而这些都从小说叙述的一处客家家族的兴亡中呈现出来,把客家整个民系尊重教化的民性民风和历史命运表达出来。

  从客家人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沧桑变化这一历史视点出发,小说结构见出作者的思考,小说以郭元戎为主体,三大部分相互重叠出一大块整体,仿佛火山岩浆喷发后涌流在地面的凝结物。小说始终用两种或两个时空叙述情境同时交错的方式来组织全书结构。第一部以祖孙不同时空的交错来组织叙述一个世纪;第二部用父辈与子辈生活交错的故事来叙述文革与新时期;第三部用不同精神的两类人的交错来叙述90年代教育。小说的叙事建立在一个中年人的回忆与思考之上,世纪事件与一个家族精神的流传、客家民性的活力、民间对于教育理想的追求都交织在一起,生出一种把历史精神化、想象化复现而又突出现实性质的审美书写效果。在重叠交错中出现的一个世纪和一千年的历史形象,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框架里,呈现了历史的无限性。郭家的祖先是郭璞,由此可上溯一千年,郭瑛原是中原士族,代表了中华文化传统根基,由此又可上溯几千年,而结尾的郭元戎洗骨迁葬并没有最终完成"九葬九迁,十葬万年。"郭元戎在师专的未来尚不可知,他在国外的讲学也没有尽期,而余恬、何亦秋以及更晚一代的小凫、华梓等也没有最终的结局,他们正在把中国的教育和客家的文化传统延伸向遥远的未来。客家文化、民性的独特和丰富,正是在中原文化传统和人类的未来文明中才呈示出来。

  这种三大板块而又层层相叠的方式,既可以看到历史隧道的深处,又可以看到历史在现实中的面影,结构单纯却内容深厚,故事单纯却见出诗性,其根本原因是在历史场景的简洁描写中贯注着历史的精神力量。小说各部、各章的标题都具有一种强烈的精神暗示性,不断地把小说聚往一个精神化的历史核心,把叙述历史的小说,变成了一种对历史精神的叙述。历史作为词语出现时,不过是一种叙述话语,它可以因叙述者贯注不同的精神内核而呈现不同的内容,并可以在形式上加以改变,以强调叙述者专意贯注的精神化历史品质。叙述话语可以在叙述规则的操导之下不断变化,它的职责是实现某种现实效果,而历史的精神品质在与现实相接时才才真正被突出出来,因此《客家魂》中的虚构化历史和现实中的历史意识、同时起着改变作用,换句话说,作品的整部结构被一种历史意识所统辖,又盛装有这样一种历史意识,这便是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史识"。将纪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将历史的荒谬性与不可靠性通过郭氏家族人物的命运显示出来,一个人的性格悲剧和命运,便是历史的悲剧和命运,小说据此反复不断地向历史的无理性诘问,以思索历史的理性,郭家的人物被历史卷入其中而失去本真却竭力保持本真,这便是历史理性保持的一种象征。同时,作者站在现实的立场对历史加以评点,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的声音、历史的声音与现实的声音常常难以分离。在第一部中突出显示了这个特点。作者通过郭玉祠当选议员对中国第一次国民选举和国会进行了评议,这里有虚构的郭玉祠的当选故事,有纪实的民选状况和历史人物,也有作者的评价、郭玉祠的感想。

  在三部不同内容、不同时空的交错中,都有郭元戎的出现,而各部中心的其他人物则一般只集中在一部里活动。这种组织,显然突出了郭元戎这个人物对郭家或者说客家精神传统的继往开来。代表着教育理想和教育品质的郭元戎如天神一般,在各部中历经磨难,励志不衰,充满一种史诗般的英雄主义气质。这个人物贯穿于三部分,使整部小说带有种种与他的经历相适应的叙述语调,并且见出其丰富性和变化性。郭元戎在小说中正如同客家的迁徙民性一样,处于一种不安的变化和不断的移动中。第一部他在山中流浪,第二部中他在校园里漫游并与他的情人季倩云若即若离,在第三部中他开始出国讲学。他不断的迁徙游动中有流浪小说和史诗的英雄冒险、奥德修斯归家的意味。因为这对他来说主要是一种精神流程,而他也确实流浪过、坐过牢、有浪漫的爱情,并象格列佛游历一样去美国见识某些事物,象格列佛一样把自己国家的见解告诉他人。一个人游历而增长见识的过程,其实是受教育的过程,郭元戎也可被看作一个教育小说的主人公,在经历各种事件后,他逐渐成熟起来。他又象一个精神漫游者,在不断寻找着精神的终极,他作为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不断进行思考的人,象但丁一样经历了三界之行,寻找着人性、良知与天国的永恒纽带。郭元戎这样一个人物的活动,使整部小说都变得丰富灵动起来,使小说的形式进入一种自由的叙述之中。组织郭元戎所经历的全部内容的当然还是一种统摄作品整体的纯粹理想主义的品质,所以全部叙述似乎总是元戎的视角,总有一个元戎隐藏着,例如对于李雪君之类的描写,似乎总是从元戎的视角看上去的李雪君,因为全书都被元戎所拥有的同一种理想主义品质所控制,读者不得不从这种精神视角去观看全书和人物,众多的人物似乎是很多元戎的化身,而这种精神统一了所有正面人物也是很自然的,它本来就是大家共有的客家祖先的精神。

  有意味的是,整个文革成为全部内容的扭结中心,文革情景在前两部中重复出现,在后一部中也隐约暗示,这显然是作者有意在强调文革那种极端的历史野蛮和残酷,永远留下了阴影,或者永远有暗中潜伏的威胁。小说的第一部是郭玉祠和郭元戎祖孙俩人在不同时代的生活不断交错出现,第一部郭元戎被叙述的只有文革生活,第二部则是郭元戎和郭萱龄在文革后80年代初的校园生活与他们和他们的父母辈在文革中的遭遇不断交错。第三部是文革后80-90年代郭元戎这一代高校教师的生活,其中也不断渗入文革回忆,并笼罩文革阴影。例如李雪君之类这样的人,和文革似乎有一种斩不断的联系,不论文革前还是文革后,她始终是得意者。站在这种以文革为中心的历史立场对时间进行组织,显然目的在于发现一种历史的意义。

  《客家魂》呈现一种激情式叙述,用充满智性和激情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去讲述故事,在现实与历史交叉的故事中,激情的诗性担负着现实、历史与故事联通的作用,激情的贯穿使不同时间和交叉性叙述融成同一激情化时空,阅读使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性去体会激情和叙述。家族兴亡、历史变迁、生命搏斗,现实斗争与作者近乎自白式的真诚倾诉相互支撑联结,共同形成一个艺术整体,不断地将一种人性品质和理性精神,用激情倾诉推向顶峰。这当然与故事内容贯穿着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精神相关,显然小说用理想主义而扬起激情,每逢小说中出现理想主义精神的场面描述时,便会伴随着一种激情,激情使这样的场面描写充满了诗性。我们不能说故事很生动,因为它有些地方因纯粹的理想主义、单纯化的人物而消除了可能被叙述的生动性,但故事的确不缺乏激情,它提供了一个追求史诗而可以依托的根基。一种恒久的精神、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同时性思考,因激情的倾诉而同时呈现在故事里外,的确是独特的。叙述本身拥有理性与诗性交融的魅力,我们在作者一泻而下的激情所带出的叙述中,或者在叙述时自然生成的情感倾诉中,随时可以体味到深沉的思考。

  这种激情诉说的方式,明显地带有一种象奏鸣曲一样反复回旋的诗性重复特征,其主题目的是创造能表现基本主题的持续不断的音乐化结构。《客家魂》用主题复现的手法发展和强化精神迁徙这个主题,使用变化着的相似事件和人物表现,使小说的精神化历史的主题变化地反复出现。复现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在小说中可分为叙述复现和主题复现,叙事复现指对同一事件重复性叙述。主题复现指性质类似的事件在小说中重复发生,主题复现使意义增殖、情感积累。这种重复性的主题不断复现,将那些重复出现的情景串结起来。在重复性悲剧和重复性漫游的叙事惯性中,使人类的精神生存的某种坚韧性和艰难性突现出来,主题不断重复的积累,最终造成对生活卑琐的远离而向人们展示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高尚。

  作者说"人们不难看到三部的构架:千年景深——百年展示——十年聚焦,这是第一部;第二部,则以建国三十年与‘文革’后的三年彷徨相映衬而铺陈;第三部,则在山区——大学——海外的空间上展开……"小说用这样的结构来将不同的时间共同围绕着同一个意识之轴转动,构成一个历史空间,这个空间容纳了一切没有在小说中出现的东西。这种时间观即历史意识,而空间观则是当代意识。围绕着共同的意识之轴转动,历史与现实便会重复出现,作品有这样的重复意识,便描写了元戎与祖父命运的相似之处,还写出了许多在色彩、气氛和情景上很相似的场景,而千年迁徙这样一种意识、这样一种情景,其不断地漂泊移动,便已包含了对以往的漂泊、迁徙、寻求、开拓的重复。这种重复性与不断性,与开拓进取的意识、与寻求精神归宿和精神之根的意识,无论在作品的总体规划意识上,还是具体的情景描写上,都有恰当的暗示性,将主题意识包容在一些形象和情景中,又用迁徙和漂泊、寻找的意识来表明这些情景都是一种精神生存的象征,而这些情景又是精神生存形而下的注解。

  小说从郭氏家族以至郭氏精神谱系的连续悲剧性事件和郭元戎的漂泊、精神漫游中获得叙事动力。由于主人公的精神性格不变,他的漫游是重复的,在大山中游荡的郭元戎与在监狱中度过的以及最后去世界各国讲学的郭元戎并无区别,他的精神游历在不同的场景中进行,就象浮士德经历了五个悲剧阶段而他的精神寻求却不变一样,正因为这样,故事开头的洗骨迁葬和结尾一致,读中学时的郭元戎听到祖父的嘱托情景,既在开头,也在结尾出现。也由于小说的精神主导线索不变,悲剧现象一再发生:应纯之被杀害、南飞被日本人枪杀、元戎入狱、启兴受伤、远晴被除职、启慧去世、郭玉祠去世、远晴去世。小说的主导动机串结了这些重复性悲剧情景,结构了整部小说。这恰好与客家人以及中华民族的苦难生存和精神寻求形成对立,悲剧性事件和精神漫游推动着小说走向师专命运不定和郭元戎无法结束寻求的结局,故事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丧失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丧失价值的过程,正是阻止价值丧失的过程,这就形成了悲剧。悲剧精神的重复使理想主义品质得到了强化。小说所阐述的那种纯粹的理想主义品质,所抒发的那种对理想主义的歌颂,由于其在小说所叙述的历史中的世俗化处境,常常处于一种悲剧性的境地,人类的善良与邪恶相搏时,善良也常常会失败。于是作品中常常出现一种悲剧气氛。同时,作为史诗的追求,悲剧是一种不可免的因素。

  郭氏家族成员以及相关的精神谱系中人物,几乎都悲剧性地卷进20世纪中国社会变动和苦难中,而他们的悲剧都来自他们对于世俗的不肯妥协和纯粹的理想主义追求。我们能够在故事的整体之后发现一种暗藏的悲剧精神的推动,能够在故事的深刻之处发现一种悲剧力量的深化,能够在故事的动人之处发现悲剧情感的抒发。而用悲剧来渲染场面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色,几乎所有小说中的动人场面都是悲剧性的,这使悲剧成为一种小说主题发生作用的最直接因素。小说用悲剧性场景的重复出现,来强化教育理想和教育品质在这个世纪发生的悲剧:远晴去世、启慧去世,为郭玉祠召开的平反大会,为师专复地的民众请愿和郭元戎的法庭诉辩,都有相似的悲剧叙述因素。每次场景都因民众参加而震人心魄,每次都有悲剧性的怀念和控诉。这种重复展出的悲剧场面,表达了教育理想和教育品质与民众品质的暗中相合,表明人类的理想主义和人性圣洁在民间生生不息。这些悲剧性场景,都与这个世纪中国教育的艰难行程和人文困境有关。郭玉祠和郭元戎当然是发生悲剧的主要人物,但他们的悲剧都体现出的是教育在这个世纪的中国的悲剧,而非他们个人性格的悲剧。他们个人的悲剧与其说是性格引来的,不如说是理想主义引来的,而他们这种品质的悲剧并不在于不合时宜,而在于必须坚持,并且也不是仅仅在这个世纪,中国古代"士人"也有自己的悲剧,郭氏祖孙体现出的悲剧不过是这个世纪的特色。

  《客家魂》的第二部重复出现了一种伟大的母性,并与其他两部相交叉,以应合一种教育者的精神品质。第二部名为《客家女》不是没有深意的,小说中写到的客家女的命运几乎都是悲剧性的:远晴死了、启慧死了、石萝一人独自坚守潭坑村的郭家老屋,萱龄虽有幸成为新一代大学生,儿童时遭受的苦难折磨却非常人所受。她们自觉地投入到郭氏家族精神或者客家文化传统的怀抱而注定寻求到这种悲剧性命运,他们的理性精神与世俗生命追求之间的不协调,正是这种悲剧的根源。而这种理性的深处和最顽强、最突出表现形式却是母性,那种自觉的母性表现是她们的生存最杰出的最本色之处,母性的伟大和母性的悲剧同时在她们的生存行为中重复表现出来。"母仪天下"是第二部强调的重点,小说以母性代替人性和理性,母性的悲剧和伟大性的同时体现,给第二部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力量。小说将几个客家女子写得平凡而博大,她们以生命从容做出的贡献在她们似乎是人生于天地间很自然的事。作为一种人类理性和优良品质的象征,她们身上那种源自于黄土高原而延续了几千年的浩翰母性,成为一种徽记,镶嵌于郭氏家族的精神盾牌上,成为作为客家人的郭氏家族最为骄傲自豪的东西。一个不断进取而又顽强固守自己精神领地的家族,在各种衰亡威胁中九死一生,艰难生存,女人们成为这个精神堡垒的最后支持者。最后一个女人石萝出现在郭家老宅的围龙屋旁正是这样一种象征。客家女性命运和女性精神的重复性出现,悲剧性地强调了人类精神历史的苍劲和艰难。 (来源:梅州旅游网 文章出自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客家研究辑刊》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