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与龙岩闽南文化:差异·包容·超越
来源:   日期:2016-03-23  【字号:

  闽西龙岩市居民分客家民系和闽南(福佬)民系。前者分布在原汀州府所辖的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等5县(区),后者集中于原龙岩直隶州所辖的新罗区和漳平市。由于闽西是客家祖地,海内外客家人大多是历史上从闽西播迁繁衍,其文化特质基本一致,所以,闽西客家人的文化仍统称为客家文化;新罗区和漳平市的居民(泛称龙岩人)虽属于闽南民系,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使其文化与闽南地区通行的文化多有差异,因而为体现其既有闽南文化的共性又有原龙岩州的区域独特性,龙岩市文广新局于2013年4月21日组织学界和文化界人士专题研究,确定称之为龙岩闽南文化。这两种文化由于分别属于中华文化不同分支系统,它们的差异及其给两地人们之间产生一些微妙的心理是客观存在和情有可原的,但历史上客家人和龙岩人之间从未有过恶性冲突事件的发生,反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为闽西发展乃至民族进步而携手努力,并创造了令人可喜的业绩。这充分说明了客家文化和龙岩闽南文化具有“求同存异”和“共生共荣”的特质。客观认识和理性对待这种文化现象,并剖析其中原因和总结有关经验,将有益于促进闽西发展及社会和谐。

  差异:两种文化的相比类比

  客家文化和龙岩闽南文化之间的差异,平时在客家人和龙岩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如对其分类比较,则会有进一步的认识。

  1.语言方面。客家人的语言叫客家话或客家方言;龙岩人的语言虽属闽南话或闽南方言系统,但与闽南地区人们交流有一些障碍,属闽南话的变体。虽然客家人和龙岩人毗邻而居,但两者方言之间的差异依然非常明显。举若干日常用语为例(括号内前为客家话、后为龙岩话,带引号为读音):外婆(“女哀姐”,“妈”读入声)、哥哥(阿哥,“撼依呀”)、女孩(细妹,“崽”读人声)、扫帚(秆扫,扫手)、锅(镬,鼎)、打(打,拍)、漂亮(精,水)、相貌(相,面水)、钱(纸票,“爪鸡”)、屁股(屎泌,“卡七”)、拉大便(“欧屎”,“当西”)……这些等等,如果不懂对方方言,很难听懂什么意思。另外,客家人和龙岩人都十分珍惜各自的方言。前者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传统,但后者表现更甚,不仅一些姓氏将此写入族规祖训,如东肖《陈氏仁斋公一脉族谱》记载:由于当地后田村毗邻永定,祖训规定“新媳妇人门后须学龙岩话”,⑴甚至现在不少人都有这种经历:一群人中只要有两个龙岩人(特别是新罗人),他们之间多习惯以龙岩话交流。

  2. 宗教信仰。客家人和龙岩人都是“多神论”者,上自玉皇,下至阎王,甚至自然界的古树、石头都加以崇拜;寺庙庵堂中供奉着不同教派和各类地方区域性的神祗。但比较起来,两者之间除了共奉汉民族特别是南方民系普遍信仰的观音、玉皇、关公、妈祖等儒道释大神外,其他方面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客家人围绕儒道释三大教派和结合自己生存空间创造了不少知名神祗,如宋代就有流传于汀州境内的“三仙二佛”,⑵以及诸如民主公王、荫林祖师之类的土地、森林之神,其中如“二佛”之一的定光佛,不仅成为客家人的保护神,还传播到古龙岩区域和台湾闽南人居住区;龙岩人则主要供奉一些开辟闽南和当地的重要历史人物,如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部将刘珠华、刘珠成、刘珠福兄弟等,所以不少地方有“唐王宫”、“圣王庙”、“三公庙”等,另外还祭祀一些如保生大帝、医神吴公、清水夫人等流传于闽南地区的神灵。

  3. 教育科举。客家人和龙岩人都十分重视教育,但相对而言前者更突出。这方面不仅史料如《闽书》记有“汀州士知读书进取”、《汀州府志》载其“士乐诗书”141等等,而且史料统计历史上闽西客家地区的举人、进士在人口比例上也比古龙岩高——前者5县有1757位,后者3县(包括宁洋)仅308位;就单一县份来看,客家地区多数县也比原龙岩州所辖的县要多:其中漳平(含宁洋)最少,共115位;即使开县最早的新罗区也只有293位,不仅不及长汀(336位)和上杭(331位)而与连城(282位)相当,连与开县最迟的永定(364位)相比都不如。更有甚者,上杭学子丁锦堂于清同治十年(1871)还及第武状元,打破了中国科举史上“武元不过(长)江”的记录;而永定大溪巫氏“兄弟两翰林”和坎市青坑廖氏“四代五翰林七进士九举人”的科举盛事,至今还传为美谈。

  4. 风俗习尚。首先,在民风习性方面。客家人比较开拓进取,较不安于现状甚至敢于冒险;龙岩人则比较安分守己,较满足于“小富即安”。如龙岩东肖和永定下洋同为著名侨乡,可前者的侨胞表现比较平凡,后者却涌现了胡子春、胡文虎等著名实业家甚至侨领;另外,民国时期兵荒马乱、治安不善,闽西各县都有土匪出没,但规模和影响却以连城、武平为甚。可见在同等条件下,这种“大好大坏”的现象,龙岩都不如客家。其次,在人际关系方面。对家族内部,客家人比较重视宗族团结、邻里互助及尊老爱幼并敬畏晚辈,所以一家有事或有难而邻里帮忙的现象非常普遍,语谚也有“远亲不如近邻”、“帮人就是帮自己”、“人会老,要尊老”,以及即使欺负人也只能“欺老莫欺少”等等之谓。而龙岩人却更注重亲戚——特别是娘家亲戚的来往,其他社会关系的交往比较平淡;同时对周围人家事务也比较漠视,一些长辈还“对晚辈往往容易以老大自居,所以龙岩人有句俗语叫‘本地芋仔不好做种’。”对家族之外,客家人素以热情好客、广交朋友著称,平时喜欢串门,也喜欢来人并热情待之,所以有“来人都是客”之谓,并将外人来访视为赏脸和荣耀;龙岩人则比较内敛和重视私密,将串门和吃喝视为麻烦、奢侈和张扬,不仅不好串门和被请,也不喜欢人来拜访和请客。正因为如此,民间有谓“客家人请客一桌变三桌,龙岩人请客三桌变一桌”,即前者请客客人会越吃越多,后者请客客人会越吃越少。再次,在妇女习俗方面。客家妇女普遍比较勤劳吃苦,家庭内外的劳作都要承担,甚至把犁耕种、上山砍柴等粗活、重活都要担负,所以为便于劳作,历史上不缠足、不束胸。龙岩妇女较侧重于主内,即使下地干活也无把犁耕种,所以历史上普遍有缠足的陋习。另外,客家人重男轻女比较严重,女权不如龙岩。如前所述,在人际上龙岩人特别重视娘家亲戚之间的来往,还有“女儿吃七夕”的习俗和“龙岩郎养诸母(妇女)”的风尚。更有甚者,在一些重要人生礼俗中,还体现了龙岩妇女地位高于男子。如做寿,客家人是“男做齐头女做一”,即诸如六十、七十大寿,男子是60岁、70岁做,女子是61岁、71岁做,男子先于女子,而龙岩人正好相反,所谓“女做逢十男开一”;再如,人死入葬前安放在厅堂吊念时,客家人严格以“左宗右穆”伦理纲常,按“男左女右”安放,而龙岩人又相反,按“女左男右”安放。

  包容:差异剖析及理性看待

  客家文化与龙岩闽南文化的这些差异,是有其复杂而深层次的原因的,必须正确理解和理性对待。我们试从以下几方面予以阐释。

  1.从历史沿革看。闽西人文悠久,但历史上客家地区与古龙岩区域的汉化及建置并非同步。据史料记载,闽西最早建置于晋宋齐年间(265-502)设新罗县,治所在今长汀境内,隶属晋安郡。新罗县属下有苦草镇,治所在今新罗区中心(原龙岩县城关)。但晋代新罗县如惊鸿一瞥,连建置具体时间与县令都难查考,而苦草镇却一直见诸史籍,可见其汉化程度更高而更受朝廷重视。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两次率河南光州固始籍军事移民戍守并开发闽南,于嗣圣元年(684)奏请置漳州(两年后正式建置)时,在周边建了四个行台,其中之一“在泉之游仙松州堡,上游直抵苦草镇”,并派兵驻守。如“五十八军校”之一的曹惇厚及陈元光部将刘珠华三兄弟,就是当时被分别派驻苦草镇和九龙乡(今漳平市)的。陈元光之子陈垧任漳州刺史时,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恢复新罗县建置,但治所不再是今长汀境内,在今新罗区。而龙岩市客家地区独立建置,最早是在唐开无二十四年(735)同时设汀州和长汀县,其余各县都在宋以后才设立,并且汀州建置时所领长汀、新罗(742年改称龙岩)和黄连(今宁化)三县,龙岩只被领42年,在唐大历十二年(777)改隶漳州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这一历史脉络告诉我们:古龙岩区域的初期汉化及建置早于龙岩市客家地区而与闽南漳州地区同步,并且历史上行政区划绝大部分时间隶属于漳州,因而其早期移民来源与漳州先民来源相同,民系基础和主体属于闽南民系,文化根底和属性属于闽南文化。正因为如此,客家话与龙岩话难以相通——据研究比较,“龙岩话体现了唐以前的古汉语层次,客家话体现着唐宋以后的古汉语层次”;同时,在宗教信仰等方面,古龙岩区域表现出不少与闽南地区的一致或相似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2.从地理空间看。闽西客家地区与古龙岩地界毗邻,并都处于武夷山脉南段与博平岭之间,同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南方典型山区,但两地之间山相连却水不通,这在以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严重影响了相互间交往,所以历史上才会龙岩建县之初隶属汀州仅42年就改隶漳州。然而,漳州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又濒临大海,史籍载其“民有田以耕,纺苧为布,弗逼于食”,“族大之家,多人海贸易”,唯“独有龙岩一县,地僻山深,无海乡鱼盐之利,其民生理贫薄,作业辛苦”,⑩被视为另类。而古龙岩长期以来与闽西客家地区不属同一州郡,更重要的是其地理位置虽处于汀、漳相连地带,但距两州府治都偏僻遥远,并且作为山区,山高林郁的地理环境又严重阻碍了两州间的通往,所以,清代以前连接汀州和漳州的交通,主要是从汀州沿汀江下上杭、永定再往适中去漳州的所谓“东路”驿站,绕开了龙岩城和今漳平市。这种状况使古龙岩长期被漳州边缘化。正因为如此,清雍正十二年福建督抚酌定海疆时,奏升龙岩为直隶州,下辖原漳州府的漳平、宁洋两县,这种格局延续至民国2年(1913)废除府州制才结束。这样一来,古龙岩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便与漳州闽南地区更加渐行渐远而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从而导致了龙岩话不能与闽南话完全相通、龙岩人特别是今新罗人不自觉认同自己是闽南人等现象的产生;与此同时,古龙岩毕竟地处山区而在历史上谋生艰难及与外界交流不便,又与闽西客家地区不属同一州郡,并且人口在闽西的比例不高——至1949年已成为闽西政治中心30余年,龙岩、漳平两县人口还只占今龙岩市当时总人口约五分之一,因而龙岩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相比,具有明显的务实性、内敛性以及文化心理上的敏感性,体现在一些文化事象上,便出现了教育科举方面科名相对不出众,民风习性方面不如客家人开拓进取而较满足于“小富则安”,人际交往方面比较内敛、实际而不像客家人那样热情豪放等等。

  3.从文化生成看。客家文化和龙岩闽南文化都是历史上中原移民继承中原文化为主,并与徙居之地少数民族(主要是畲族)文化融合发展而来的地域文化,本质上同属于中原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但因其生成年代、来源和基础以及发展等因素不同,便成了中华文化不同分支系统。众所周知,客家民系在历史上有过五次阶段性的大迁徙,其中进人闽西形成独立的民系与前三次迁徙密切相关,即第一次于晋朝因“五胡乱华”,所谓“司豫流人”即今河南、陕西等地移民,从中原迁徙至赣江上游长江沿岸一带;第二次是唐末因黄巢起义,从第一次南迁时的徙居地再迁至赣南并一部分进人闽西的北部;第三次在宋朝因金人南侵,原居于赣南及其以北的中原遗民大量涌入闽西。而闽南民系包括古龙岩的先民从中原徙居当地,主要是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两次率七千河南光州固始籍为主的军事移民直抵闽南。由此可见,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客家文化的生成都比闽南民系及闽南文化要迟,但分别构成该两支民系先民的中原移民的来源分布,客家要比闽南广泛。更重要的是,据史料记载及研究表明,南迁成为客家先民的中原移民不少是“衣冠士族”,而且其南迁时多是“举族而迁”并分阶段迁徙,所以身份和迁徙方式都与军事移民直接到达闽南地区的闽南民系先民完全不同。因此,客家文化尽管生成较晚,但其生成之初就坐实了内涵比闽南文化更为丰富充实,特别是所蕴涵的儒家文化元素要比闽南文化坚实深厚。正因为如此,客家地区尊师重教及耕读传家、敬祖睦宗及邻里相助、礼尚往来及热情好客、开拓进取及勇于冒险等风尚,要比闽南包括古龙岩区域突显和盛行,但与此同时或相关的是,宗族矛盾、吃喝之风、铤而走险、男尊女卑等现象也比后者更为普遍或常见。

  因此,认识了这些原因,就更容易理解和正确看待客家文化与龙岩闽南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实,严格地说,这种差异也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它并非本质,主要是两种文化形态层面上的民情风俗。这种现象即使客家文化和龙岩闽南文化各自内部也同样存在。如连城县的方言,不少地方趟一条河或越一座山就音调不同而交流困难;漳平市的待人习俗,因其古代有九龙江之便而与闽南人更多交往就比新罗区更加爽快和豪放。正是因为各地文化都有这种普遍现象,才构成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枝繁叶茂和千姿百态的博大气派。所以,无论是客家人还是龙岩人,除了继承和弘扬各自祖先创造和流传的文化之外,都应当正确对待和理性包容对方的文化,这样才有益于推进闽西发展及社会和谐。

  超越:交流相融中共同升华

  考稽中国民系史不难发现:不少民系特别是南方民系之间及其各自内部都有过恶性的冲突,如台湾开垦时期的闽客械斗、漳泉械斗,民国时期永定黄、赖宗族斗争等等。其中最突出的又属客家人与当地原住民的“土客争斗”,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所说:“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界限”,他们“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然而,客家人和龙岩人之间从未发生过这种现象。他们因同处于闽西山区,有相同的历史命运;而且龙岩人本身原住民少,人口约一半是客家移民后裔,语言和风俗都受到客家人的影响;加上自民国起,龙岩县(今新罗区)一直是闽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是由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而为了共有的家园和革命目标,各自都超越对自身文化的自恋而荣辱与共、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有不少可喜的融合和升华。

  1、政治上。闽西客家人和龙岩人历来对各自的政治活动互相配合、支持甚至一同奋斗。如宋末客家籍文天祥为抗元保宋转战闽粤赣边时,当地客家人“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黄遵宪诗句),其中永定高头江姓先祖江万里三兄弟和上杭中都丘文兴分别举族和率乡里子弟响应。宋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率部经龙岩适中时曾扎置营垒。为纪念其抗元义举,明万历十年(1583),龙岩吏民在此遗址建亭立碑。再如元至正六年(1345),连城人罗天麟等率乡民起义,失败后全族遭难,罗天麟侄儿罗牵躲到龙岩龙门枫榔,当地人不仅没有告发,村民陈世逵还招其入赘,现裔孙散居龙门、东肖、红坊成千上万。尤其现代以来,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闽西儿女纷纷投身爱国运动和革命洪流,并在实践中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如“五四”时期,为寻求救国救亡真理,漳平人郑超麟(后为托派)、陈祖康(后叛变),连城人黄永源、罗际青、吴树钧,长汀人吴乃青等10余位闽西热血青少年,于1919年5月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其中郑超麟还与周恩来等成立“少年共产党”,他们回国后都投入当地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龙岩籍邓子恢、陈明,永定籍陈正、曾牧村、胡永东以及汀籍学生和进步青年谢秉琼(武平籍)、胡轶寰(长汀籍)等,先后创办《岩声》、《钟声》和《汀雷》等进步刊物,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而且闽西于1924至1925年较早入党的9位人士中,永定籍有3位、漳平籍和连城籍各2位、龙岩籍和武平籍各1位,显示了客家人与龙岩人对革命自觉和热情的均衡态势。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邓子恢、郭滴人率先领导后田暴动,紧接着上杭籍傅柏翠等和永定籍张鼎丞、阮山等先后领导了蛟洋暴动和永定暴动,共同推进闽西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永定暴动后建立的闽西第一支革命武装——红军营,营长和党代表分别为张鼎丞和邓子恢,并在他们的领导下,闽西革命群众热情迎接朱毛红军入闽,开创闽西革命根据地。同样重要而有趣的是:1929年成立的闽西第一个全区性党组织——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张鼎丞、邓子恢分别为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1930年先后召开的闽西第一、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主席分别是邓子恢和张鼎丞;红军长征后于1935年成立的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分别是张鼎丞和邓子恢;1938年闽西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时,司令员为张鼎丞,邓子恢以相应级别任军部政治部副主任;而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直至新中国成立,闽西革命斗争一直主要由龙岩籍的魏金水和客家籍的刘永生领导,使闽西成为全国仅有的两处“红旗不倒”老区之一。这些等等,充分说明闽西客家人和龙岩人,自古以来在政治生活特别是现代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时期,都不约而同摒弃各自文化间的差异,同舟共济,共同奋斗。

  2.经济上。闽西客家地区和古龙岩区域同属福建内地山区,历史上交通闭塞,明代以前都过着相对封闭的经济生活。但自明末开始,由于自身人口增长和当地手工业的发展,不少闽西人士纷纷走出山门。他们凭借长期以来养成的吃苦耐劳精神,依托山区丰富的土特产资源,赴外地甚至大江南北经营木材、烟草、土纸、书业等,形成特有的闽西商人集团,而且有个有趣的现象:凡汀州商人较集中的地区,必然也是龙岩商人较集中的地区,如江浙、汉口以及江西赣州、九江,广东潮州、南雄和本省漳州、建瓯、泰宁等地,当时都有不少汀州和龙岩的商人。共中特别是成立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潮州汀龙会馆,正如同治年间的《汀龙会馆志》所述:“汀龙二州,密迩毗连,据闽之上游,下与潮属为邻,地壤相接,且鄞汀一水南流,直通潮郡,舟楫往来,众皆称便,凡商贾贩运,托业于斯者,歌乐土焉。”大家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及文化的隔阂,联成一体“相亲相敬而持之以礼信”,使之成为自清代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一直是潮州城内最大的外籍会馆,并且至迟在同治年间就有篓纸纲、龙岩纲、履泰纲、本立纲、福纸纲、九州纲、运河纲、武平纲、上杭纲、莲峰纲、永定纲、白纱纲等12个商纲组织。这些商纲将闽西境内的木材、土纸、烟草及各类土特产转贩到潮汕地区,又从那里进口食盐、煤油、海味以及其他日用品,同时还在汀江一韩江沿岸开设行栈,经营布匹、杂货、土产等商品的中转和零售,人数和经营规模都相当可观。其中仅在潮州长驻的汀龙商人及其家属就近2000年,为此于抗战胜利后还在当地创办汀龙小学,随后又开办中原中学,以招收在潮经商的汀龙子弟入学。这种现象成为经济史上商帮经济的一个典范。民国开始随着行政区划的重新划分和公路、铁路的先后开辟,闽西境内客家人与龙岩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到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成为自成一体的经济区域。

  3.文化上。毕竟“汀龙二州,密迩毗连”,尤其近300年来,由于古龙岩建置和闽西行政区划的演变,以及现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客家文化和龙岩闽南文化一直不断并加速交流和相融,形成了一些特有而重要的文化现象。首先,语言方面出现双语文化现象。所谓双语是指某一区域存在两种无法相通的方言而不少人却对其都能使用的一种文化现象。在闽西,既会说客家话又会说龙岩话的人非常普遍,且不说新罗区的红坊、大池、万安等分别与永定、上杭、连城交界的一些村庄的居民许多都掌握两种方言,早在清中至民国时期,客家地区一些龙岩商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有这种现象。如“以前汀州最繁华的水东街”就“既可通长汀话,也可通龙岩话”⒀如今龙岩中心城区由于客家人因经商、务工、从政、婚嫁的大量迁人,能使用两种方言的人更是司空见惯。其次,信仰方面产生互敬对方神灵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是“客家保护神”定光佛信仰在古龙岩区域的盛行。据调查考证,仅今新罗区的江山镇就有灵远宫和永安寺(原称虎形庵)两座祀奉定光佛的庙宇。前者香火之旺很早以前特别是近几十年就超过了定光佛卓锡地的武平岩前均庆寺,成为闽西乃至中国大陆地区“崇奉定光大师寺庙之最”⒁。另外,文艺方面结出“闽西汉剧”硕果。清初以前闽西地区的文艺不过是些即兴而唱的山歌以及用于庙会娱神的傀儡和岁时节庆的船灯等短小单薄的形式,但自清代雍、乾年间随湖南班(楚南戏)流入闽西的西皮、二黄声腔,分别在客家地区与客家方言和当地民间艺术结合而形成“乱禅”,和龙岩的万安一带形成“小腔戏”,而后经闽西艺人不断整合、提升,成为独具闽西特色的文艺奇葩——闽西汉剧。该艺术形式自诞生起,不仅深受闽西两个方言区人民喜爱,而且两地都出了不少著名艺人、成立了许多戏班,同时还流传和影响到闽中、闽南乃至台湾和东南亚广大地区,被誉为戏曲园地的“南国牡丹”。此外,更重要的是,闽西在革命战争年代10多万人投身革命,保持了20多年“红旗不倒”,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尤其作为原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开国将帅曾在这里参加和领导革命,红四军等中国革命主力武装曾在这里长期战斗和发展,古田会议和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建党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事件和活动在这里发生,从而使闽西成为闻名遐迩的红色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客家文化与龙岩闽南文化跟革命文化相结合而升华出一种独具革命传统和闽西特色的闽西红色文化。

  综上所述,尽管闽西因种种原因而出现客家文化和龙岩闽南文化,但这两种文化的差异终究是相对的,而且是形态层面的,其本质同属于中华文化。因此,创造、继承和守护这两种文化的闽西人们,历史上不仅从未发生过重大冲突而和睦相处,而且为了共同的理想以及闽西家园的进步和发展,总是自觉地超越各自文化的差异而使其相通相融,甚至与时俱进地升华、派生出一些先进文化。

  注释:

  ⑴⑸⑺⒀郭启熹:《闽西族群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139、336、336页;

  ⑵“三仙三佛”之“三仙”指王捷、梁野人、黄升三位道教神仙;“二佛”指定光佛郑自严、优虎禅师叶惠宽;

  ⑶明何乔远《闽书》,转引自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⑷明《汀州府志》,转引自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⑹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兵纪”;

  ⑻宋郭祥正《净众寺法堂记》,转引自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⑼明何乔远《闽书》,转引自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何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⑽宋朱熹《劝谕龙岩民榜》,乾隆《龙岩州志》卷十三“艺文志一”;

  ⑾乾隆《汀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志三”《永定开路记》;

  ⑿龙岩地区方志委编:《龙岩地区志》卷三“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⒁王永昌:《定光古佛,客客人的守护神》,闽西客联全编《定光佛与客家民间信仰研究》(2008年内部刊行)。(来源:《客家纵横》2015年第三期)